导读:在医生这个行当,从公立医院里辞职,然后成为自由执业者的,少之又少。有大好前途的他们为何选择辞职?
他们曾是“单位人”,不过,却辞职下海,开起了诊所,成为了自由职业的医生,也被业内看成是医改的“先行者”。
为加快推进我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满足基层群众的就医需求,缓解群众看病难、看专家难的问题,2013年,江门市医改办出台了《关于鼓励和支持名(中)医、高级医疗专家进社区办诊所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简称《方案》),力求通过此举为我市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便捷、实惠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但《方案》出台后,响应者寥寥。到目前为止,市直仅有3位名(中)医、高级医疗专家申报开诊所,而范利军、余伯亮就是其中两位先吃螃蟹的人。
不过,比起“先行者”这个称谓,他们更愿意将自己视作医疗改革大背景下走出体制、按自己兴趣爱好做些尝试和努力的人。
有大好前途的他们为何选择辞职?
在医生这个行当,从公立医院里辞职,然后成为自由执业者的,少之又少。
范利军,曾是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妇保科和体检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如果按部就班沿着主任医师、专家教授的道路前行,未来的她也会有一个大好的前途,可是在参加工作的第17年,她毅然选择离开公立医院。
2013年6月8日,范利军递上了人生中的第一封辞职信,这一年,她39岁。很多人不理解,这样一个成功的医生为什么要选择离开?而离开后,她依旧行医。有人把她的行为看作是“下海”,并不断提醒她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和风险,但在范利军看来,自己的选择更像是一次上岸。
“在医院的十几年,我的生活已进入了一种常态化,而我是个喜欢挑战的人。人到40岁,总要追求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做点有价值的事。”范利军说。
两三分钟看一个病人,一天接诊100多个病人,这不是范利军理想的行医状态。对于医疗模式,她有着自己的理念和理想,而这恰恰是在公立医院很难实现的。她希望自己能探索出一个更好的医疗模式,在服务患者的过程中,体现自己真正的价值,回归专科医生的本色。
余伯亮,曾是江门市五邑中医院针灸科主任,退休的他,因为技术精湛而被医院返聘。不过,在工作一个月后,他还是选择了出来单干。“既然有这么个好政策,为什么不出来闯一下?既能发挥余热,也方便群众看病。”余伯亮说,比公立医院更加宽松的职业环境,也是吸引他“下海”的一个原因。
开诊所哪有想像中容易?
同一个医生,坐门诊时展示的是医学知识、技能等内部资源的储备能力,而开诊所时,考验的则是人、财、物等外部资源的整合能力。
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已出台政策,鼓励名医、名专家开办私人诊所,但现实状况之复杂,让这些鼓励显得有些苍白。
“一开始,想着政府有发文,应该很快就能办好,实际情况是,开诊所不光是卫生计生一个部门的事,还涉及到工商等其他部门。”余伯亮说,没想到,光为了一个诊所的名字,他就来回跑了十几趟。从熟悉法规政策、选址,到递交材料给相关部门,折腾了半年的他感慨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切比想像要难得多。”
“当你开始想开诊所,到一步步去实施,去做经营分析、盈利规划时,你会发现,这里牵涉的东西太多了。”范利军说,特别是对他们这样只在医院待过,没有任何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来说,是难上加难。为了尽可能的节约成本,只能是大事、小事都自己跑。
光是选址,范利军就看了五六十间铺子,而室内规划、布局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因为就医流程不顺畅,会直接影响就医体验,因此,每个细节都必须考虑到位。定药品、定物资耗材也不是易事,因为东西买回来了,若用不了,就相当于浪费。此外,还面临着招人的难题。
尽管这些年从公立医院跳槽的医生时常闯入公众视野,但目前这个比例还是很小。
范利军希望能够从中寻找到技术精湛又有一点情怀的医生作为伙伴。“但目前看来是有想法的人多,原地不动的人更多,因为离开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范利军说。
惠民政策为何响应者寥寥?
鼓励名(中)医、高级医疗专家出来开诊所,是医疗改革的积极举措,但对于这项惠民政策,符合资格的医生反应却颇为冷淡,市直仅有3位名(中)医、高级医疗专家申报开诊所(均获批准)。那么,大家对开办私人诊所不“感冒”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在职的不能申报,这已经是一道门槛。”市卫生计生局相关负责人说,其次,开办诊所事务繁杂。在创业孵化阶段可谓劳心劳力,开办后更是事无大小都需要亲力亲为,这让不少习惯上班看病、下班回家的专家望而却步。第三是回报慢,且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开办诊所前期需要一笔不小的启动资金,后续还有租金、人工、器械折扣等日常成本支出,而有意开办的专家以临近退休者为主,在医院返聘和开办诊所两者之间,绝大部分专家都会选择风险小且相对有保障的前者。
除了上述原因外,江门市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侯望平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医护人员大多比较看重公立医院这个平台,而自己开诊所,条件有限,无论是诊疗设备,还是药品,都比不上大医院,诊疗水平自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个人价值也难以体现。
“对我们外科医生来说,除了对设备、技术有要求,还需要多学科协作,团队合作很重要。公立医院人才多,而民营医疗机构则相对缺乏,你会担心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团队去配合自己。”江门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钟建新说,再加上群众的就医观念未转变,习惯去大医院看病,病源也是一个问题,“没有持续的病人,医生就不再是医生。”
此外,医疗纠纷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如果在公立医院,医生有院方可以作为后盾,而作为私人诊所则需要独立承担法律责任,风险确实很大。”侯望平补充道。
江门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赵凡认为,除了这些,高年资医疗专家在医院工作的时间普遍较长,对单位也有份情谊在。工作时有合作默契的团队相互配合,何必要那么辛苦,重新开始,脱离体制出来单干?
哪些瓶颈有待突破?
的确,开诊所就像是一块“看上去很美的蛋糕”,谁都能吃,却并不是谁都有把握吃得饱、吃得香。
2013年12月28日,江门范利军诊所正式开业,专治复发性流产和不孕不育。这也是我市《关于鼓励和支持名(中)医、高级医疗专家进社区办诊所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出台后所开办的江门首家高级医疗专家诊所。
“一开始,觉得有高级医师,又与市级公立医院的优秀专科定点转诊合作,还与省里权威的检验中心合作,这个市场应该很旺。不过事实证明,我想得太简单了。”范利军说,此前,私人诊所质量参差不齐,把口碑也做差了,患者从中找不到信任感。
开业后的前两个月,范利军受到不小的打击。每月来的病人也就20来个,都是我们医生以前的铁杆粉丝,有的医生甚至一个病人也没有。很多病人一知道是私人诊所,扭头就走。来看病的患者,也要打清单看价格,因为担心“被宰”。
“开业前半年,每个月都亏几万元。”范利军说,“没办法,你只能付出十倍的努力、十倍的质量,十倍的服务,才能在市场中生存下去。所有的医疗行为,都是跟诊所的口碑、病人的信任挂钩的。”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从今年3月开始,她的诊所才略有起色,但投资成本还未收回。
江门余伯亮中医诊所,也同样是依靠口碑来生存,患者大多是回头客。“扣除投资成本、人工成本、房租、税收等一系列费用,每月基本是负增长。”余伯亮坦言,私人诊所要盈利,要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培育期”,最快也要三年,有的甚至要更长的时间。
在他们看来,民营医疗机构之所以发展艰难,更多的受制于外部因素。
“政策落实难,以医生多点执业为例,这是解决民营医疗机构人才紧缺的途径之一。”范利军说,但现状远没有达到大家预期的那样,也没有对当下的医疗体制和医疗市场产生明显的影响。招人难,也就容易形成经营上的恶性循环。有了人才,就有病人,有了病人,就有收入,也有资金进入,反之都没有。
此外,在医保、税收等方面,民营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相比,存在不均等的竞争格局,也使其需要承担更多的压力。
从投资小的专科诊所做起
谈到专家诊所的未来发展之路,“希望政策的扶持力度大些,资源多倾斜些”成为了受访医生的共识。
赵凡建议,市直医院与名(中)医、高级医疗专家诊所建立协作关系,开展技术指导,在医学检查、医学检验和危重病人转诊方面建立绿色通道,以便群众就医和扶持机构发展。
市卫生计生局相关负责人则认为,专家开设私人诊所,应当重点发挥个人特色专科优势,尝试从开办投资小、诊疗成本低的专科诊所做起。在各类诊所中,中医、康复类等投入小、风险小、诊疗成本相对较低,也相对容易获得回报。
现在,已经有了吃螃蟹的人,这是否意味着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该负责人认为,专家从大医院走出来,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有更广阔的空间,更能体现医生的价值,更有能力的医生流向社会也为市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使患者有了更多的选择看病的机会。
记者了解到,目前政府部门在扶持“社会办医”方面已有所行动。根据国家、省有关促进社会办医的文件精神,结合江门市实际,江门市卫生计生局已草拟《江门市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准入、经营性质、执业范围、税收价格政策、医保定点、用人和学术环境、设备配置、监管等环节和突出问题,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现已提交市政府审定。
如今,范利军、余伯亮已被业内看成是自由执业医生中的典型,他们需要自负盈亏,需要靠技术和团队的能力接受患者的检验,需要直面医疗服务中可能出现的所有纠纷与风险,而这些都没有参照的范本,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这样选择。”范利军说,她打算用五年的时间来赚一个口碑,也想改变社会对私人诊所的印象。不管成功,还是失败,这些经验其实对医改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借鉴的东西。
在她看来,要做“名医诊所”的后来者,首先,临床能力要过硬,要能接受市场考验;其次,综合能力要强,因为一切都要靠自己,最好是要做过管理工作,否则,很多事情都很难办。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要输得起,既要能扛住市场压力,也能扛住被一些同行边缘化,而这也是她离开公立医院两年多的感受。
别让社会办医成纸上谈兵
在采访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范利军始终保持着微笑,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在自由执业之后,面对市场时必须拥有的一种表情。
不过,当她成为了自由执业医生之后,她学习到了前沿的技术。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心思都放到了行医上,而不用为了晋升,去写那些论文”。而这样的转变,也吸引了不少患者慕名前往。这是不是也是跳入了市场,自由执业之后由于压力倒逼所产生的一种前行呢?
医改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大多数医生还习惯于待在事业单位公立医院。这是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不是努力就能获得成功。当经历了现实的磨砺,察觉经营并非自己所擅长而重归体制时,踏进的将不再是同一条河流。比如,在单位资历犹存,但位次后移,这也是很多医生不敢迈出这一步的原因之一。
此外,医疗纠纷也是必须考虑的事。我个人认为,一方面,卫生行政部门要对私人诊所,或者是医生有一个综合的考评和质量的监管;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保险机制这一社会管理工具,推行医疗责任强制险,解决医患纠纷。从患者角度,这可以保障受害人及时获得赔付;从医生角度,这也可以化解他们的执业风险。
医生不走出来,人才就流动不起来,社会办医就成了空话。要让更多的医生走出来,让人才流动起来,在当前主流医疗机构强势的环境中,对于高级医疗专家诊所,国家在政策上,还是应该多些鼓励,多些扶持。如果不能从基本的制度上予以完善,那么,要让更多的专家出来开诊所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对于已经在路上,在各自的方向上寻求突破,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的范利军、余伯亮,我们应为他们叫声好,衷心祝愿他们未来的路可以更加通畅。
作者:邓榕 曾敏娟 严浩飞
来源:江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