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结束后，摆脱战争和饥荒的中国人民，秉承着世界医学科学、预防医学发展的惊人成就，开始面对疾病和健康问题，到六十年代中期，我们的人均寿命已经接近60岁。然而由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和西方社会对东方阵营的“铁幕”限制、由于“两党矛盾上升为民族悲剧”的中苏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国家当时不得不拿出大量国民财富完善重工业体系、国防和大三线的建设，导致分配到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财富不多，同时，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很不平衡的矛盾、广大基层和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也已凸显。

　　毛泽东发“6·26”医改指示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医疗现状发出医改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赤脚医生”曾接近200万

　　真理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区域性的。断章取义看待毛泽东以上话语并以此往这个医改伟人身上泼污水，掩盖不了以下一些铁的事实：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赤脚医生”时期，中国人的寿命，从不到60岁提高到了70多岁，这总体上固然是时代医学科学发展的结果，但没有“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巡回医疗”把医学科学的成果带到基层和农村去、用到几亿农民身上，哪有以上成果？

　　“赤脚医生”们“一颗银针、一把草药”背后是永恒的、人文的医学关爱本质，与今天日益“北京西客站化”、日益“难民营化”的各大医院门诊挂号厅、急诊留观室惨不忍睹的患者就医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

　　“赤脚医生”们“一颗银针、一把草药”承载的永恒的、人文的医学关爱本质，与当代医生的作用——“有时，是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关爱”想契合，那时候融洽的医患关系，与当今异化出的与日俱增的伤医、杀医事件，形成太大的反差！

　　经过黄钰祥、覃祥官、王桂珍、春苗、红雨等那一代“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医生”和“巡回医疗医生”们的努力，谱写了一曲近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当代史上一首卓越壮丽的融洽医患关系之绝唱、医疗改革的史诗。

　　鼎盛时期，全国“赤脚医生”人数接近200万，覆盖了全国90%的农村，享誉世界。

　　“赤脚医生”没落

　　“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巡回医疗”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少数地方存在形式主义和违背科学常识的倾向，是事实，但瑕不掩瑜。

　　“赤脚医生”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和色彩，后来更是被政治斗争绑架。70年代中期，歌颂“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被人利用，成为打击“发展生产力”的工具。1976年，我国及时提出并接受了正确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思路，但同时，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歌颂“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被点名为“大毒草”，并被定位在“极左产物”的耻辱柱上。“赤脚医生”，沦为憔悴的图腾。

　　1985年，随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解体，原本应该继续规培、在慢病时代能发挥更大、更好作用“赤脚医生”不复存在、“合作医疗”和“巡回医疗”制度也相应解体，不到20%的、通过考试的“赤脚医生”变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证的“乡村医生”。这个从业人员到达100万以上、有证或者无证的“乡村医生”群体，无职称晋升，无编制，无“循证医学时代”真正意义的、有效的规范化培训与继续教育，以致当今这个“乡村医生”群体，已经与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有本质的不同：当今的“乡村医生”需要自找自吃的、勉强谋生、在夹缝中求存，事实上已经逐步被异化为过度输液、过度激素、过度抗生素主力之一。

　　与此同时，各大公立医院医生被驱使在杜撰劣质SCI论文和核心期刊论文道路上狂奔，各大公立医院对缺乏中国本土化循证医学证据的各种国外指南的过度追逐、抄袭，导致“高、大、上”的公立医院与“中西医结合、双轨并存”的基层医院、社区医院和乡村诊所之间，逐步形成各自分离的、支离破碎的碎片

　　原本可以编织得更好、更强的医疗产业链，断裂。

　　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基层去

　　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慢病时代”、“人口老龄化时代”和“带病生存时代”。在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道路上狂奔的同时，一只浩浩荡荡、与日俱增的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精神病、乙肝等大病、慢病大军也正在向我们走来：“新东亚病夫”——美国的《外交》杂志几年前对我们就依稀发出了这种冷嘲声音。

　　另外，医疗卫生资源的相对不足、分配不均和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之一。与日俱增的伤医、杀医及医院抛弃无钱患者事件、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就是这种社会矛盾的体现。

　　今天，我们应该回首“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巡回医疗”制度，解决农村医疗问题。应该明确，基层医生和社区医生，是我国大多数人卫生保健和健康的实施者和管理者、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有力维护者，是“科技与人性日益分离时代”医学人文本质的守望者。

　　我认为，当前应该把有限的医疗资源投到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精神病、乙肝等动辄就是影响上亿中国人的大病、慢病上。而不是受国际政治的绑架，缘木求鱼，南辕北撤，把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和科研资源，太多投到“精准医疗”、“基因测序”这些镜花水月、海市辰楼般的烟云中去。

　　同样，当务之急是重新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基层去”——大大加强对基层医生和社区医生的规范化培训，否则，“分级治疗”乃至整个医改，不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